亚当·弗格森 | 论技艺与职业的分化及其产生的臣属

专题导言

现代社会的诞生是所谓“双元革命”的结果，即随着工业经济革命和社会政治革命的同时推进，逐渐产生了整个现代社会基本的观念和物质形态。但这“双元”之间并非完美协调、齐头并进的，而是时常不免于相互龃龉。其中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就是，工业革命催生的劳动分工在奏响效率凯歌、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对社会政治革命带来的个人自由和社会秩序产生新的威胁。时至今日，从不舍昼夜的车间流水线工人，到驰骋街巷享受“虚假自由”的外卖骑手，再到科研体制中意义幻灭的学徒，诸多现实仍提醒我们关注劳动分工的社会后果。本专题希望通过追溯这一问题的源头，从经典社会理论家的反思中激活应对现实的想象力。

亚当·斯密作为专题开篇的人物再合适不过，因为“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熊彼特语）”。斯密一方面赞美分工的对生产力的促进，一方面也意识到其负面后果，他乐观地诉诸国家对于人民的教育，这种乐观主义贯穿古典经济学对分工社会后果的认识，约翰·穆勒大谈分工的利益即是一例。与斯密同时期的亚当·弗格森则展现出更强的批判意识，他的思想不仅构成马克思讽刺蒲鲁东的素材，更启发了马克思对工场分工及其所赖以发展的“商业共和国”的质疑。在十九世纪中后期，机器的大量运用使得劳动分工与斯密想象的别针制造业不可同日而语，其社会后果更为复杂，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分别从“异化”“失范”和“理性化”的视角展开分析。作为专题结尾，吉登斯的文章综合比较了社会学三大家围绕分工展开的论述，揭示了劳动分工的社会后果何以构成现代社会理论的关键命题。策划人涉猎尚浅，专题不免挂一漏万，还请方家不吝指正。

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1723年6月22日-1816年2月22日），18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主要思想家之一。苏格兰“常识”哲学学派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因其强调社会互动而被人们铭记为现代社会学的先驱。[图源：britannica.com]

很明显，无论怎样受到一种关于必要性之感受以及追求便利之欲望的推动，或如何受到某种处境与政策之优势的支持，在一个民族区分需要特定技术与特殊关注的任务，将其托付给不同的人以前，它在对生活技艺的开发中就不能获得任何重大进步。原始人或野蛮人必须为自己建造房屋、种植食物和制造衣服。在高度惊恐和疲劳的间隙，他们更偏爱懒散的享受，而非增进财富。也许，由于需求之多样化，其勤劳不受鼓励；或者由于注意力被分散，他也不能获得任何特定对象的管理技巧。

然而，因为和平的享受，以及能用一种商品交换另一种商品的前景，猎人和武士逐渐转变成为手艺人和商人。有些偶然事件导致了生存手段的不平等分配。这些偶然事件、人的自然倾向和适当的机会给了人们不同的职业。一种效用感觉也导致他们无止境地进一步划分职业。

艺匠们发现，他越是将自己的注意力限制在任何工作的特定部分，他的产品就越加完美，并在其手上以更大的数量增长。每个制造业从业者发现，他越细致地划分工人的任务，雇佣越多人手制作独立商品，他就越能削减开销，增长收益。消费者也要求，相比起双手在制作多个不同对象时能够产生的工艺，每类商品都要具有更为完美的工艺。商业进步不过是对商业技艺不间断的一再划分。

每一项手艺都可以让一个人全神贯注地投入所有精力。每项手艺也都有其秘诀，一个常规的学徒必须加以研究或学习才能领会。构成商人国的成员只了解他们自己的特殊行业，对此外的一切人类事务都完全无知。他们有助于国家的保存和扩张，却不将国家利益视作他们关心或在意的目标。每个人都因其职业而与众不同，每个人也都有一个适合他的位置。除了他的功劳、性别和属类，原始人不知道任何其他的区别。对他来说，他所属的共同体就是最高的爱慕对象。他们将惊讶地发现，在这一自然场景中，他作为人的存在并没有给他适于任何社会地位的资格：他带着惊奇、厌恶和反感逃回丛林。

通过技艺和职业的分化，财富的源头便得以开启。每一类的材料都得到最完善的加工，每一种商品都被最丰足地生产出来。国家可能通过人民的数量来评价其好处和收益。它便可借助财政获取民族声望与权力，野蛮人却需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

在微贱的制造业分支中，人们通过各部分之间的分工获得好处。在更高等的政策、战争部门中，人们通过类似策略获得好处。这两种好处看起来不分伯仲。除了他的役务，士兵便免除了任何别的关心。政治家将文治政府的事务划分为诸多份额。在每个官职中，通过观察已经在他人经验上建立起来的形式，缺乏国务技巧的公务人员也有可能成功。他们就像一个引擎的诸多部分，虽然没有自己约定的一致性，却被造得恰好合于一个目的。关于任何普遍联合，他们与商人一样迷茫。他们与之联合起来，为国家提供资源、行为和力量。

海狸、蚂蚁和蜜蜂的技艺归因于自然的智慧。那些文雅国家的技艺则要归因于他们自己，并假定指向了一种高于粗野心灵的能力。但是人的建制就像每一种动物的建制那样由自然建议，也是直觉的结果，由人类置身其间的各类环境引导。在多种多样的环境中，人类获得了持续的改善，却没有意识到它们的普遍效果。那些建制就从这些持续的改善中产生。它们把人类事务带到一种复杂的状态下。能力是对人性的装饰，即便我们竭尽所能，我们也无法计划建构出这种复杂状态。甚至，当整个建制运转起来，它也不能被人完全理解。

一切商业国家的成员都因为职业与专业划分得以区分开来，谁能够期待，甚至列举这些划分呢？在独立小室中，人们操作的设备多种多样。为了节约或促进其独立任务，专注自身事务的手艺人发明的设施也多种多样。谁能够期待，甚至列举这些设备的多样性呢？在面对这个重大目的时，与其先辈相比，每一代人都显得富有天才，与其追随者相比，每一代人都显得是迟钝呆滞的。在世代的更替中，无论人类天才能达到什么样的高度，它都继续以平等的节奏移动，缓慢地迈出商业或文治进步的最后一步与第一步。

我们甚至可以怀疑，民族能力的手段是否与技艺的进步一同增长。的确，许多商业技艺并不需要任何能力，它们在情感和理性受到彻底压制时获得了最大的成功。无知是勤劳和迷信的母亲。反思和幻想则是错谬的仆人。但是，移动手脚的习惯却与两者皆无关联。相应地，当我们最少被征询心灵时，手工业却拥有最大程度的繁荣。以及，在工作坊可被视为一台引擎，人则是构成这引擎的诸部分，想象力没有产生任何重大效果的地方，手工业也拥有最大程度的繁荣。

野蛮人不用斧子就可以伐倒森林，无须利用机械就可举起重物。在每一个分支上，人们偏爱工具的发明者甚于操作者，发明者的功劳也很可能配得上人们的偏爱。有了工具的帮助，艺匠就能生产出更为优良的产品。与单纯的艺匠相比，对于发明工具的人，或者没有工具也能工作的人，人们给予他们的天才以更高等级的赞美。他们也配得上人们赞美。

阿舍利手斧属于非洲和欧亚大陆西侧旧石器时代早期阿舍利（Acheulian）文化类型的工具。这种工具两面打制，一端较尖较薄，另一端略宽略厚，呈泪滴等形状，由于它左右两边和正反两面基本对称，由此被公认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标准化加工的重型工具，它代表了古人类进化在直立人时期石器加工制作的最高技术境界。[图源：baike.baidu.com]

但是，在执行每一种技艺时，在每一部门的细节中，如果许多部分都不需要任何能力，或倾向于收缩或限制心灵的视野，那么，其他部分则会产生普遍性反思并扩展人们的思想。甚至在手工业中，主人的天才或许得到了开发，而地位低下的工人的天才却遭荒废。政治家对人类事务可能具有更为宽广的理解，他使用了众多工具，这些工具自身在一个体系中结合起来，它们却忽视了这个体系。总指挥官可能精通战争知识，而士兵则被限制在一些手脚的动作上。前者获得了后者所丧失的才能。前者忙于指挥军队纪律严明地行动，他就能够在更大的范围内练习一切自我保存、欺骗和战略的技艺。在领导一个小的派系，或仅限于自我防御时，原始人就施展了这些技艺。

每项技艺和职业的操作者可以为科学家提供普遍思考的材料。在这个分工的时代，思考自身就可能成为一门特殊的手艺。在政治追求和职业的喧闹中，人们在多样的光芒中出现，展现出探研和想象的问题。因为这种探研和想象，交谈变得活跃起来，并大为拓展。天才的生产被带到市场上来。凡是倾向于让他们获取信息或娱乐的事物，人们都愿意支付报酬。通过这一方式，怠惰者和忙碌者都为推动技艺的进步贡献了力量，并使文雅民族具有那种才能超卓的气氛。在这样的气氛中，他们仿佛已经获得了原始人在森林中苦苦追求的目的：知识、秩序和财富。

在自然才能与倾向的差异中，我们便可以找到臣属的第一个基础。臣属的第二个基础在财产的不平等分配之中。第三个基础也同样合乎情理，它存在于因为操习不同技艺所获得的习惯之中。

有些工作是自由的，另一些则是技工。它们要求不同的才能，会激发不同的情感。无论我们是否因此才确实有所偏好，我们当然可以根据他们的生活方式在开发心灵力量，或保存内心情感中发挥的影响，合理地形成我们对阶层的观点，认为阶层是根据从事特定职业的人与处在特定地位的人来划分的。

人天然具有一种高贵品质。在其粗野状态中，无论他如何受到必然性的驱使，凭借这种高贵品质，他都可以超越单纯的生存考虑与对利益的关心。在对朋友的承诺或与敌人的战争中，他将会表现出，他只是在从心所欲地行动。他只在危险或困难时刻才显露自己，他把日常的关爱留给弱者和受奴役者。

在每一种情形中，相同的理解调整着他对卑贱或尊严的观念。在文雅社会的境况中，他欲求逃避卑鄙的性格，这一欲望使他不去关心仅仅与自己的生存或生活有关的事情。乞丐依赖慈善为生，劳工为求温饱而辛苦工作，技工的技艺无须他运用天才。在他的评价中，这些人都因其追求的目标，以及用于实现目标的手段而退化。有些专业需要更多的知识和学习，它们的推进依赖人们对想象的运用，以及对完美的爱，它们也能引人喝彩，并产生利益。这些专业将艺匠置于一个更具优势的阶层中。有一种假设认为，当人们身处某种地位时，他们是最高贵的，因为他们不受任何任务的限制，他们只需听从心灵的自然倾向，受内心情感的引导或公众的召唤，在社会中尽职尽责。这些专业就使艺匠更加接近这一地位。

最后，在自由人和奴隶的区分之中，这也是每一个古代共和国公民都努力获取，并努力为自己维持的地位。在最早的时代，妇女或奴隶专门负责家务操持或从事体力劳动。随着谋利技艺的进步，人们培养奴隶从事那些不怎么需要耗费心智的专业，人们甚至为其主人的利益而将商品托付给奴隶。人们认为，在政治和战争的目标之外，自由人就没有任何其他目标。通过这种方式，为了另一半人的荣誉，这一半人的荣誉就牺牲掉了。这就像，为了支撑那些碰巧被切削得适合建筑优越部位的大石块，来自同一采石场的石头被埋入地基。在我们献给希腊人与罗马人的颂词中，这种环境让我们记住，没有哪种人类制度是完美无瑕的。

马赛克地板上有奴隶在宴会上服务，发现于道加（公元3世纪），Dennis Jarvis 摄。[图源：Wikimedia Commons]

在许多希腊国家中，自由人从这一残酷区分中获益，但这些益处并未平等地授予所有公民。由于财富分配不平等，只有富人才免于劳作，穷人却沦落到为自己的生存工作。在这两种情况中，利益都是一种主导的激情，并且，就像占有任何其他营利性财产一样，占有奴隶成为贪欲的目标，而非免除任何肮脏关注的条件。只有在斯巴达，人们才获得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继续享受了这一机制的全部效果。我们感受到了它的不义。希洛人遭受了奴役和不平等对待，我们为之感到痛苦。但是，如果我们只考虑在这个国家地位尊贵的那群人，当我们关注精神的高贵与壮美（他们临危不惧，利益也不能腐化他们）时，当我们把他们视为朋友或公民时，我们就倾向于遗忘：奴隶就像他们自己一样，也有资格被当作一个人来对待。

我们在那些公民群体中寻找情感之高尚与心灵之自由。因为他们的条件和财富，这些公民免除了卑贱的关心和关注。这是对一个斯巴达自由人的描述。如果一个古代奴隶的命运的确比一个现代的贫穷劳工和技师更为悲惨，那我们就可以怀疑，占有关注与荣誉的尊贵群体并未等比例获得适合其条件的尊严。如果公平、正义和自由的主张最终使得每个阶层同等地陷入奴役状态，同等地唯利是图，那我们就打造了一个希洛人民族，我们也不会有任何自由公民。

尽管每个商业国家都有一些对平等权利的主张，但少数人的春风得意必定会对多数人造成压迫。我们认为，在这样的安排中，某些阶层的极端卑贱主要源于他们缺乏知识和自由教育。我们提及这些阶层，就好似提起一幅图景，认为人类在粗野、未开化状态下必然会出现在这幅图景之中。但我们忘记了，尤其在人口众多的城市里，有多少环境倾向于腐化底层人群。对他们来说，无知是最不足道的缺陷。人们崇拜未能占有的财富，使之成为忌妒和奴役的原则。人们习惯于永远着眼于利益并在一种臣属感受下行动。为了喂养其荒淫追求或满足其贪婪之心，人们受到诱惑而犯罪。这些都是腐败和卑贱的例证，却非无知的例证。如果野蛮人没有接受我们的教诲，他很可能并不熟悉我们的罪恶。他不了解任何优越性，也不可能受到奴役。他不了解贫富分化，因此也不会心生嫉妒。他处在人类社会所能提供的最高地位，即身为所在国家的顾问和士兵，他根据其才能来行动。在情感形成过程中，他知道内心要求他知道的一切。他能够区分他一心爱恋的朋友与唤醒其热情的公共利益。

民主或大众政府面临着许多反对意见，它们主要来自因商业技艺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我们必须承认，当构成平民会议的人具有卑贱的倾向，其日常运用也不自由时，尽管他们受到人民信任，委以选择主人和领导的重任，但就他们自身而言，他们当然不适合发布命令。民族行为怎能托付给只关心自我保存的人呢？当这样的人被委以大任，来思谋国家事务时，他就给议事会带来了混乱和喧哗，或者奴役与腐败。他们也难以忍受安宁，不被致命的派系斗争左右，不受错误形成或错误执行的决议的影响。

在所有这些缺陷之下，雅典人仍然保存着他们的大众政府。技工被迫出现在公共市场中，听取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辩论，否则就要被处以罚金。他受到金钱奖励的诱惑，来参与民事或刑事案件的审判。尽管这是一种倾向于开发其才能的训练，但穷人前来时，他们的心灵意图获得利益，或习惯于受到不自由的召唤。沉湎在身份悬殊和虚弱的感受中，他们准备彻底屈从于某位大众领袖的影响。这位领袖谄媚着他们的激情，锻打着他们的恐惧。或者，他们受到嫉妒的推动，准备自我放逐，脱离这个国家，在那里，所有上层公民都令人尊敬，显赫卓越。无论是因为他们有时忽视公共事务，还是因为他们在其他时候管理不善，主权每时每刻都准备着从他们手上掉落。

这样，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些人，只要知道如何驾驭人民，人民就会频繁地在实际上受他们统治。伯里克利在雅典拥有一系列君主权力。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克拉苏、庞培和恺撒要么联合，要么前后相继地占有着对罗马的主权支配。

无论在大国还是小国，民主制的保存都颇为艰难。悬殊的条件差异、不平等的心灵培育产生了多种多样的追求和运用。在商业技艺的发达阶段，这些追求和运用则使人类走向分裂。然而，在这一节，在民主制的原则消失后，我们的确批驳了民主制的形式。在人们的品格不再相似后，我们也会看到，要求具有同等影响，并被同等考虑的要求有多荒谬。

〇本文节选自亚当·弗格森《论文明社会史》，康子兴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版，第四部分第一、二节。标题为会社自拟。为阅读及排版便利，本文删去了注释，敬请有需要的读者参考原文。

〇封面图为埃及Nebamun和Ipuky墓中的工匠（约公元前1390-1349年）。[图源：Wikimedia Commons]

〇专题策划人：烟波、老象

〇编辑 / 排版：谨行

〇审核：阿葵